李子实：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朋友向我约稿，要我写写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学生，实在是有些忐忑。似乎有很多东西可写，但又无从下笔。
想起一次在汕头和别人谈事，说到我是清华毕业，他们都说常和清华的人打交道，你不像清华的人，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像。其实我是生在清华校医院里，在清华附小附中度过文革时光，又在文革末期在清华附中当老师，77年高考进入清华化工系的。工作多年后，又在清华读了EMBA。说实在的，比我更“清华”的人很少。这使我意识到不同年代的清华学子或许已经有了很多不同，我们这代人身上一定是有着与他人不同的“历史烙印”。
“代沟”这个说法，已经有几十年了，毋庸置疑，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想法、做法、生活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尤其在这个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的年代，据说五六年就会有“代沟”，像我们这批最年轻也到了“知天命”年龄的人，与后来者有诸多不同应该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刚恢复高考就考入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人，一定有着更鲜明的历史烙印。这种历史烙印不仅仅在于他们上学之前的那些不可复制的经历，更在于他们经历、践行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巨变过程。
几十年走来，许多往事已如烟散去，却总有一些挥之不去，许多记忆已如碎片难以拼接，却还有一些凝固在脑海里。评价一代人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不如把自己的经历勾勒出来，让大家去体会吧。
磨难·上学·命运转折
1966年文革开始，和许多人的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严重冲击。我从小学时的三好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黑帮子弟狗崽子，成为了同学里的另类，每天上学都能感觉到周围歧视的眼光。那时上课已经不正常，我也经常逃学，跑到大学校园里去看大字报。因为只有在那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环境里，我才会有安全感。老师也不太管我是不是去上课，于是我就在逃几天学上几天课的日子里度过了小学最后的时光。在这期间，父亲一直被关押批斗，只有在清华一些开批斗会的场合，我才有可能见到他。
噩梦还在继续。到了我上中学前后那段时间，先是在初中读书的哥哥到陕北延川去插队，接着不久父亲被下放到江西，最后母亲也被下放到宁夏。家里除了12岁的我，还有小我5岁的弟弟和年过八旬的太外婆。我们三人留在北京，大概是因为太外婆身体尚好，还能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母亲每月给我寄点钱，要求我每天写日记，记账，每周写封信把日记和账单给她寄过去，这样她可以知道我们在京的生活情况。
我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我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这段过程，是磨难也是历练，我是与我的家庭成员，与那个年代里的人一起走过的。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段经历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是一段不堪回首又值得品味的往事。人是历史的见证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和那段历史所赋予的生命记忆与传承基因，都是不可复制的，而这种“不可复制”是那段不该再发生的历史造成的。
这种家庭四分五裂的状态延续了四年，我初中毕业时，我母亲从宁夏干校返回北京，我也结束了那段“小鬼当家”的过程。但对我而言，马上就面临着是否还能上高中的问题。那时候学校整天学工学农，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我却仍然喜欢读书。但书念得好在当时并不是能否上高中的标准，家庭出身的因素往往会有决定性作用。好在当时文革前清华附中的校长恢复了工作，他力主把我的名字从插队的名单换进了上高中的名单里，使我可以再读两年高中。那时候对于我来说，连读高中都是殊为不易的事情。
七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文革开始后一直停摆的大学招生恢复了。但入学不需要考试，而是由基层推荐，主要从工农兵中选拔，“重在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也非常重要。虽然73年考过一次试，后来又因为“白卷英雄”事件废除了。阶级斗争式的政治觉悟，大概才是那个年代高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标准。他们当中有一些优秀人才，但更多的优秀人才却因各种因素得不到同等的机会。当时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除了上大学以外，还肩负了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任务，而老师却都是需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感觉，他们除了大学生身份以外，还有着可望不可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红色接班人”的角色。
不论如何，在当时年轻人中他们仍是令人羡慕的一群人，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上学机会，我心里也有这样的梦。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能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里面有一个镜头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是一双被高高举起来的长满老茧的手——当电影里言辞铿锵地喊出“这就是资格”的时候，我明白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上大学的机会了。我甚至有点后悔，初中毕业的时候要是去插队，或许还会有双手磨出老茧的可能。
高中毕业时，由于一位福建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信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对插队重新制定了新的政策。我的家庭情况符合政策，我可以不去插队。因为学习成绩较好，学校把我留下来做了一名语文教师，工资可以拿到42.5元。在同龄人中，我是属于运气相当不错的，但对于上大学，则完全不敢有奢望。当时的想法，这辈子能够在中学规规矩矩当一辈子教书匠，就算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了。
文革的结束使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再次开始萌发，对未来也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而如何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却仍不明朗。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对于能否恢复高考在高层仍处于激烈的争辩之中。要害是71年一份关于大学招生的纪要，招生的方式和标准都不利于恢复高考，而这份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住在高等学府清华，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争论的小道消息，不好的消息总是要多一些。1977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终于公布了。虽然大家认为恢复高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当决定真的公布的时候，还是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一下子有了一种人生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按现在的话，应该叫“屌丝逆袭”吧。
考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份，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很快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中国11年没有高考了，报志愿也是稀里糊涂的，但在当时，似乎志愿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就好。12月份，中国沉寂了长达11年的大学考场，聚集了多年来丧失了高考机会的570万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着不同阅历，覆盖了十几年的年龄区间，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77年高考录取人数只有29万人，包括大专，本科实际录取21万人，录取比例不足4%。这样低的录取比例，似乎此后没有出现过，但这样容易的考题，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和同龄人相比，被录取的29万人成了那段不幸历史的幸运者。回首那段往事，除了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顾，更多的是期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段荒谬的历史。
渴望·学习·拼命成长
高考结束，我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化工系。
我们那一代人，在应该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失去得太多，耽误了太多。当终于实现了大学梦，进入到校园以后，恨不得立刻把过去那些损失补回来。和在中小学就寒窗苦读，入大学后反倒有所放松的后代们不同，我们入学以后那种疯狂读书的劲头，现在大约是不多见了，理工科尤其如此。除了吃饭睡觉，当年学生们的主要时间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清华的主楼有一个“不夜城”，夜里是不熄灯的，这里就成了很多勤奋的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也有的学生会改造宿舍的电路，在宿舍集体熄灯后还能留一盏“长明灯”在那里。在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时间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少有人只用8小时时间学习，而用16小时读书的却不是个别人，平均起来，大家用于学习的时间大概在12小时左右。
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但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历经文革浩劫，对于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未来国家的命运，大家也有着很多深入的思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中美建交，对越反击战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人们的思想既迷茫混乱，又积极活跃，有对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有对现状不满抱怨。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讨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尽管看法上存在着不少争议，大家却并不愿意总是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两个很有影响的口号，一个是北大学子喊出的“振兴中华”，一个是清华学子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明了这代人始终有着立足当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抱负。
清华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既传授知识又引导做人的学校。我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校训提出来，连我这个地道的清华子弟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校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清华文化对我们的熏陶。这种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种浓厚的氛围里反复感受和体验，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老师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把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其中，让大家有了一套严谨的思维逻辑。对于那些没有根据，似是而非的说法，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不论来头多大，有多么权威，都很难得到我们的认可。学校提倡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行胜于言、团队合作这些精神都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课程比较多，课程的涉及面比较广，有些课程虽然授课程度不深，但由于基础知识和思维方法的建立比较扎实，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需求后也能很快地深入进去。这能让我们毕业以后可以很好地适应新的变化，适应知识的更新。毕业三十年后聚会，我们看到多数同学都已经不做本专业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非专业领域做出成绩，不能不说和清华的授课方式有关。还有诸如清华重视体育的传统，清华的辅导员制度等等，都是这个学校非常鲜明的特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当年的毕业分配和现在不同，分配到什么单位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不服从分配的后果很严重，不像现在毕业后可以选择的去向很多。我的看法，能多一些选择当然更好，但选择过多并不是一件好事。没有选择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选择太多则可能“在森林里迷路”。有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才会真正激发出人的潜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人在有若干选择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常常会想退路，反而会把能干好的事放弃了。很多大事业往往都是在没有退路的状态下成就的，不断地选择通常会一事无成。
商业·市场·开放思维
82年大学毕业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在当时，改革的焦点还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已经初见成效。但城市的企事业单位改革基本未动,深圳特区的建设起步的时间也不长，还没有体现出特区的活力。同学里开始有人出国深造，也有人去读研究生，更多的人服从分配到了不同的单位，天各一方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我们这代人大学毕业后的发展起点，基本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同步的。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科委下面的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从事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工作，做技术工作三四年后，我邂逅了一次“陌生”的机遇。
分析测试仪器在当年还是比较新的技术领域，中国在这方面非常落后。国内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对此有很大的需求，但国内产品基本无法满足，需要从国外进口。国外特别是欧美这类产品的生产厂家，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看不清楚，不愿意贸然到国内来销售他们的产品，而国内单位那时还比较闭塞，也不清楚国外相关产品的信息。最先到中国来做销售的，是一些对国内情况相对了解的代理公司。其中座落在美国硅谷的一家商业公司，找到我们单位希望能合作，共同开发国内的分析测试仪器市场，单位领导的思想比较开放，认为这是件很值得做的事情，答应出一个懂专业的人与他们合作。
在那个年代，做这件事有三个障碍，一是专业人员通常不肯放弃专业离开实验室，二是从商这件事，在中国历来不被看作是正经行当，三是给外国人做事，总会让人有不爱国的洋买办的感觉。因此单位领导约谈了几个专业人员，竟没有人愿意去。领导后来找到我头上，我很快就答应了。我的想法，一是仪器本身就是工具，我不愿意成为一个专业的仪器操作员，二是我对于国外公司是怎么一回事充满了好奇，相比之下，专业对我没有那么重要，何况这个工作是商业和专业的一种结合，不算放弃专业，还可以了解更多的专业信息。
合作最早的障碍是语言不通，那时候在学校学英语不像现在有那么好的条件，四级六级十分规范，毕业后基本对话是可以对付的。那时没开放，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哑巴英语，主要为了阅读科技文献，绝大多数人听说写都不太行，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不例外。而且我上大学那几年，因为英语师资暂时调配不过来，入校时学的是日语。除了在中学学了一点“Never forgetclass struggle”式的英语，大学时期自己漫不经心地自学过一些英语以外，没什么基础。记得见老外第一面的时候，说“money”这个词我竟然没反应过来，场面很是尴尬。
当然这难不倒我，语言很快在环境的逼迫中得到了提高，也得到了老板的认可。接着就是些外贸方面的东西，第一次接触了商业合同，有了信用证、仲裁、不可抗力等概念。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东西，那时候在中国还是鲜为人知的。一年下来，自己从工程师变成了美国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一个代理美国产品的技术商人。单位通过双方合作的收入给我提成，我还记得第一次年底拿到一千多元奖金的时候，旁人那眼红的样子，毕竟那时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
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期，有着太多的事情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在学校所学，离社会需求特别是开放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只要肯干，却有着大把的实践机会。那时懂市场，了解企业管理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不用提什么职业经理人，连懂起码商业规则的人都不多。这方面的人才缺口，远远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口。我这个选择，其实是适应了时代的某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己对于市场经济规则的理解也越来越到位。而中国全社会的变革潜力，也在这个阶段被不断地释放出来。
社会的变革的前提往往需要一批中坚力量转变观念，解放思想，首先从旧体制和保守思维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几年的经商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更大的收获其实是来自理解市场模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方面。我更多地体会到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思维的逻辑，理解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巨大区别。而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收入的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并没有那么重要。
邓小平南巡之后，国门进一步敞开，在一段时间内竟形成了全民皆商的局面。这时的我反而有些迷茫，不知道是不是这辈子就这么干下去了。我早几年从老外那里知道了有MBA课程，一直希望能系统地掌握这方面的知识。92年听说清华试办EMBA班，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就立刻下决心去回母校就读充电。说实话，当时的EMBA班还属于草创阶段，但我依然觉得一下子打开了思路，萌发了弃商投身实业的想法。因为企业管理是当时中国实业的一块短板，人才缺口很大，比从商有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完全可以一试身手。
实业·管理·传统思维
在清华读完EMBA，我离开了这家美国公司，来到了清华紫光集团，不久开始分管公司的生物医药板块。学校办企业，是中国当时体制下的一个产物。由于研发成果离实用较远，转化困难，学校开始效仿中关村模式，试图通过自己办企业实现校内的成果转化。但运行下来，有成有败，利弊得失，见仁见智，说来话长，不在此处赘述。而我的经历，在这个体制中却比较另类——2000年紫光为拓展生物医药板块，收购了湖南一家医药上市公司，我被派到那里做了五年上市公司总经理。
中国的上市公司，在九十年代初期启动，2000年已有几百家。由于初期的市场经济尚未成形，法律法规漏洞多，企业经营者观念落后，早期上市的公司，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好像一块不太成功的试验田。九十年代后期，一些老的上市公司开始被其它企业“借壳上市”，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重组潮，这家上市公司也是当时被重组的企业之一。
我相信，一个发达国家的职业经理人，由于那里整体的市场体系和法律环境非常成熟，可以把精力真正放在管理经营和市场推进上。在国内沿海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在市场理念和大环境方面，也在逐步和发达国家靠近。而内地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却与沿海地区相距甚远。这种差距造成了不同地域的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反差，内地的企业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应付经营管理以外的事情。
从外部环境看，由于地方税收少，税务局会经常到企业来盘点，想方设法从这里抠出更多的税款，一些执法部门也经常用各种不靠谱的罚款理由找上门来。你要想方设法和他们搞好关系做“朋友”，一旦被他们在“情义”上认可，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媒体希望你到他那里做广告，或支持一些赞助费用，否则可能会专找你公司的短处曝光·…….
企业内部并没有随着上市改制，沿海的经济已经开始全球化进程的时候，这里企业的很多制度还在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人的观念也大都停留在那个阶段。员工与企业签订的是集体合同，难以淘汰不合格的人员。党是妈，厂是家，子女顶替父母就业是天经地义的。那个时候在中国内地，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效率低效益差，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当你接手管理一个内地企业，在对其进行经营管理的同时，还要花更大的力气对企业内部进行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这是我们这代企业经理人无法回避的宿命。
一个三千人的老国有企业，对企业制度和人员做手术，势必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谈何容易。好在人心思变，当地政府的一些领导和企业内部的很多干部，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02年平稳地安排800余人下岗后，企业才真正步入正常经营的阶段。在这些下岗人员中，多数是我的同龄人，他们被那个荒唐的年代耽误了，观念和能力都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只能在无情的市场规则面前被淘汰。即便如此，我内心仍然有些纠结，平心而论，他们不应该为过去那个年代付出这样的代价。但经济思维必须要权衡利弊，社会的发展在强调效率的时候也常常无法兼顾公平，或许这就是社会变革必然会产生的阵痛。
五年的上市公司总经理经历，我虽然积累了不少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心得，但感触最深的，却是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实力，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毫无疑问，沿海地区的发展代表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内地地区的滞后，却实实在在代表了中国目前的国情。这种极度不平衡的存在，并不全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思想的束缚造成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思维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之间的碰撞。例如，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人情经济”，遵循的潜规则就是建好人脉关系，而这种“关系至上”的行为恰恰是市场经济规则的腐蚀剂。
我离开那里已经有八年了，今年故地重游，我看到了城市面貌发生了不小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已经大不相同。他们说当年我的“观念启蒙”让他们印象深刻，受益匪浅，还回忆起当年我如何对付一些官员和媒体“敲诈”的事。我非常感谢他们多年以后还对我那么认可，其实，我只是在岗位上尽了我自己的责任而已。我知道，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依旧存在，除了地利、资源等影响因素之外，观念差异仍然是重要影响因素，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的碰撞，还会继续下去。
制造·创造·文化融合
2005年，因父亲病重，我从湖南调回北京。父亲去世后，经清华控股推荐，我从清华紫光转到了现在的公司——维信诺。岁月匆匆，人生苦短，这应该是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站了。从大学毕业开始，我的人生经历了从工程师到商人的转换，又经历了从商人到职业经理人的转换，从事的行业则先从仪器仪表转到了医药，这次又从医药行业转成了显示行业，所在的公司也从内地传统国企转成了以创新为宗旨的高科技企业。
这是一个全新的企业，说它是全新，一是走过的路与其它企业完全不同，甚至现在很多经营思路还在探索之中，二是它是以液晶显示后一代技术——有机发光显示（OLED）的创新技术集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企业，三是企业团队的组成相当年轻，加入到这个团队里的我，已经是公司屈指可数的老一辈了。
清华早在96年就开始研发有机发光显示技术，与国外大致同步。但在国内，从学校的研究成果到形成产业化，总是因为学校和企业各自的机制问题而使转化无果而终。为了解决产业化的问题，项目负责人自己下决心办了企业，通过中试的技术集成掌握了产业化技术，并于08年在昆山开始了小尺寸OLED显示屏的大规模生产，实现了国内OLED产业的从无到有，清华和维信诺公司也因此共同荣获了2011年度国家发明一等奖。目前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大尺寸的OLED大规模生产线也正在筹备建设之中。
尽管一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奔波，中国的发展速度依然让我时时感到出乎预料。在我们走过的年代，更多的是从无到有的尝试。我们打开国门引进和拥抱国外的先进技术，追赶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脚步；通过开放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建立正确的市场思维，进而冲破传统的束缚，努力地把新的思维理念付诸实践；——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所在。而就在“中国制造”风行全球，引起世界各国的惊叹的同时，“中国创造”也已经开始起步，使命更多地落在了下一代人身上。在这里，我能够感受到更强大的自信，看到未来发展的延续。虽然这个团队仍显稚嫩，但谁又不是从年轻走过来的呢？
现在我的工作更多的是带人，让年轻人尽快地成长起来。与原来在内地公司的关注点极为不同，公司经常会讨论一些国内外成功企业的经营方式，通过学习和批判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商量如何形成自己在国内乃至全球的竞争优势。同时，在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团队的创业激情，传承公司的创新理念，也是公司高层经常议论的话题。
回顾几段经历的反差也常常让我更关注文化问题。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候，来自传统文化深处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对国人的思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如官本位，关系网，不守法等等。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凝聚了如此广大的人群，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自然有它的伟大之处。我不赞成全盘西化，但传统文化不经过扬弃，不与其它文化进行融合，则会失去它的生命力，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恰恰说明了这点。或许，这会成为我退休后时常思考的问题。
承载着一代人梦想的台阶
1982年我们从清华毕业的时候，就有人想着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学子，应该给学校留下点什么。最后不知是谁的想法，决定在清华主楼的台阶上刻上清华“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学生”的字样。把自己比喻成通向未来，为后人做铺垫的台阶，这个创意在当时就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赞同，到现在回过头去看，用台阶来表现我们这代人走过的人生，更让人觉得精准恰当。用文字去描述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你走到这拾级而上的台阶前，看见台阶上那行历经风雨后的墨迹，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这一代学子，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绝大多数人的豆蔻年华，是在农村、厂矿、部队及各种不同的行业里度过的。那个年代教会了我们在苦涩中体验幸福，在压抑中寻找乐观，在沉沦中守望梦想，在逆境中坚持前行。我们在职业生涯起步时，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做了很多前人没做过，后人也不会再做的事情，在很多人成为先行者的同时，也有更多的人成了“先驱”。但不论是成是败，是伟大还是平凡，对后来者都是有意义的。他们可以踏着这些铺垫好的台阶，更好地把握未来，超越我们做出更辉煌的事业，这也许正是承前启后的原意。
粮票、购货本、外汇券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随风而去，算盘、墨水瓶、打字机也随着科技进步的大潮变成了古董。这个年代，你可能再也看不到高中毕业就在课堂上讲课的中学老师，看不到说野路子英语的外企首席代表，也遇不到耗费精力向员工灌输市场经济观念的上市公司老总。我们这代人，历经沧桑，许多记忆已经失散在岁月的转角。我们很快会带着那些不可复制的经历，带着那些被时代发展快速折旧的经验，退出自己的职业生涯。
然而，不论不同年代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有多么不同，“代沟”宽得如何难以逾越，仍然会有一些难以改变的东西会不断地传承下去。例如如何面对逆境，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坚守梦想，如何在信仰缺失的年代求真、行善、欣赏美，如果你想做一个出色的人，你一定会在前人那里找到答案。尽管现在经常能感受到年轻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听到“神马都是浮云”的混世言论，但我依然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规律。同时，我也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包括那些说不出多大成就的事情而骄傲，而不是只为那些成功者喝彩。
2002年，清华77级毕业二十年的时候，同是清华77级校友的祁海鹰教授写了一篇【清华1977级世纪宣言】，摘取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今天，我们重新站在了这普通的台阶上，面对的是母校的未来。
我们长成的那个年代，
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紧密相连；
决定了我们奋斗不懈而又甘作铺垫。
成功不是事业的终点，“追求完美”才是崇高的境界。
正因如此，让我们从现在相约：
每隔十年，都将这一九七七级一千多名同学的字样刻向上一个台阶。
无论谁，只要一息尚存，就让它不断伸向主楼的大堂，伸向清华的未来。
使我们与母校朝夕相伴，注视着她一流的丰采。
纵然我们中间已经有人悄然离开，也将与这不断延伸的石阶光辉同在。